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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有代孕公司吗:永生的海拉
来源:http://www.kekeac.cn  日期:2019-04-29

  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有他自己的秘密、自己的宝藏,还有只属于他的痛苦和胜利。

  “这是一个关涉生命信仰与价值、种族歧视与平权、患者与职业尊严、科学与医学的目的等一系列话题的传记故事。

  发生在这所白色巨塔塔尖里的“伦理黑幕”犹如道德圣人被揭露有失德行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霍普金斯医学院)

  这项违背法理、违背人性的实验后来遭到团队里几位犹太裔医生(联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违背人权的人体实验以及后来的纽伦堡审判)的集体抵制和控告,才不得不罢手,索瑟姆们只受到停权一年暂缓执行的轻微处分。

  125:“如果你试图美化别人说的话,或者对别人的意思做加工,都是不诚实的,等于把他们的生命、故事和性格都给抹杀了。”

  61:“这是一个关涉生命信仰与价值、种族歧视与平权、患者与职业尊严、科学与医学的目的等一系列话题的传记故事。主人公既是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一位67年前(1951年)因宫颈癌全身转移而不治身亡的默默无闻的黑人少妇,也是“海拉细胞”——一个取自于海瑞塔·拉克斯病灶的癌症细胞。海拉细胞在拉克斯女士死后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串谜,因为它是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生命力超强的不死细胞,在全世界的实验室里大批繁殖、广泛传播,成为体外培养的细胞系中的霸主,大部分实验室里的离体细胞都是海拉细胞。它为实验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助力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研究与制备,众多抗癌药物的研究与开发,还引起人类延缓、抗击衰老的无限遐思——既然细胞在体外的培养基环境中都能够不断繁衍,长生不死,那么人类只要找到那把钥匙,不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吗?”(自语: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个迷,让我试着从社会的角度,从生命信仰的角度,从道德底线的角度去关注这个话题,去阅读这本书,而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去阅读此书。)

  89:问题出在医学转型的夹缝里,技术进步的台阶上。英国医学思想家詹姆斯.勒法努(James LeFanu)将其特征归纳为三个转身:一是从医生(霍华德.琼斯)到科学家(乔治.盖伊、玛格丽特夫妇),二是从患者(海瑞塔.拉克斯)到受试者(海拉),三是从随取随弃的病理组织(海瑞塔,拉克斯女士的病理取样)到有目的、成系统地采集,送入体外培养实验流程,成为科研对象物(海拉细胞)。海拉细胞的命运恰恰映射着这个过程中的伦理(道德)脱序,告知不周,沟通不畅,知情同意阙如,以及细胞体内权利与体外权利的分野,技术进步中的异化,如非人化、工具化、功利化、技术化、商业化等。海拉成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细胞,就像实验试剂,是实验室间交换而来(盖伊最早是免费赠送,海拉细胞被视为医学界的公共财产,集体共享),或是花上几十、几百美元(最初为50美元一试管,后来涨至265美元一试管)从实验室服务公司(海拉工厂)采购而来的器物。在许多研究者眼中,只有实验细胞,没有生命个体,更遑论他们的名誉、尊严。直到盖伊自己患了胰腺癌,在一系列干预无效之后,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光顾,咀嚼着躯体的痛苦,心灵在反思,他在临终前留下嘱托,请同事不必再隐瞒海瑞塔.拉克斯的真实姓名。然而,患者隐私泄露的担心又浮出水面。

  99:在实验室里,生理主义(科学主义的一种形式)与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一种形式)交织,形成一种惯性,既驱动着科学研究的车轮滚滚向前,也驱动着人性朝着冷漠、冷酷的深渊迈进。著名生物学家文森特与商人里德合作的微生物联合公司就曾通过售卖海拉细胞大量盈利,后来这个角色被披着非营利外衣的国家标准菌种收藏所取代。更为疯狂的是曾供职于美国顶尖癌症临床研究组织斯隆一凯特林癌症纪念医院,担任过美国癌症研究会会长的头面人物索瑟姆( Chester Southam)教授以健康人为对象,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向其体内注射海拉细胞,以观察癌症的传播效应,然后再进行检测、干预。他对受试者的解释是测试他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但对生命力奇强的海拉细胞的癌症播散风险闭口不谈。这项违背法理、违背人性的实验后来遭到团队里几位犹太裔医生(联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违背人权的人体实验以及后来的纽伦堡审判)的集体抵制和控告,才不得不罢手,索瑟姆们只受到停权一年暂缓执行的轻微处分。但这件事也促进医学界、法律界的道德自省与伦理觉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随后规定凡是申请他们资助的项目必须经过伦理审查,政府也在酝酿出台在实验中规范使用人体材料的法案。

  后记:

  4429: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戴维. 科恩(David Korn)负责的是校内科研事务。他觉得让病人拥有自己组织的决定权是缺乏远见的。他说:“ 知情同意听起来当然好。让人们决定自己身体组织的归属,看似明智,实际上组织的价值也受到了减损。”科恩以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作为论据。上 世纪90年代,科学家利用保存了几十年的组织样本重构了病毒基因组,通过研究当年的病毒为何如此致命来研究如今的禽流感。样本来自-一名死于1918年的士兵,但当时是不可能以未来研究之由征得知情同意的。科:恩说:“这个理由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当时根本没人知道什么是DNA!”

  科恩认为,公众对科学应履行的责任远比知情同意重要。“我觉得为了发展科学、造福人类,人们有义务献出他们身上一点点资源。因为将来所有人都会受益,所以现在每人都该承担风险,允许从他们身上取一点碎屑做科研。”在他看来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组织捐献行为同个人宗教信仰产生冲突的时候。“有的信仰认为,要是不以全尸入殓,这人就会永世漂泊得不到救赎,这也可以理解,人们应该尊重这种信仰。”尽管对以科研为目的利用人体组织表示认同,可他也承认,要是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组织被用于科研,也就谈不上反对。

  安德鲁斯说,相对于自主权和个人自由,“科学绝不是一个社会中至高无,上的价值”。“ 你可以这么想,我能决定死后我的钱归谁。当然要是这些钱被别人拿走了,对我没什么影响。可活着的时候,知道自己想把钱给谁就给谁,在心理上是一种安慰。肯定不会有人说:‘她不能这么 做,因为这可能不是对社会最好的办法。’现在把这句话里的‘钱’ 换成‘组织’,就是反对把操控权交给病人那派人的逻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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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我们绝不能把任何人看成抽象的存在。相反,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有他自己的秘密、自己的宝藏,还有只属于他的痛苦和胜利。 ——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摘自《纳粹医生和纽伦堡公约》

  157:

  

  157:多年来,我就这样端详这张照片,想象她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她的孩子们在哪里。如果这个女人知道自己数以亿计的宫颈细胞在她死后获得了永生,被打包,被买进卖出,再被运往全世界的实验室,她会作何感想?这些细胞在第一次 太空任务中飞入太空,验证人类细胞在失去重力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它们还成就了医学史上几项最为重要的成果,比如脊髓灰质炎疫苗、化疗、克隆技术、基因图谱,还有体外受精....如果海拉看到这些,心里又该是什么滋味?我敢肯定,倘若她知道曾经栖居?于自己宫颈内的那些细胞已经在实验室中被扩增了亿万倍,她定会像我们一样震惊。

  177:在显微镜镜头下,细胞看起来像个煎鸡蛋:细胞质相当于鸡蛋白的部分,其中充满水和蛋白质,为细胞提供营养和能量;细胞核相当于蛋黄,里边储存了遗传信息,你之所以为你,就是这些信息决定的。细胞质里车水马龙,像繁华的纽约街道,不过细胞城市里塞的不是车,而是各式各样的分子,管道纵横交错,不停地把酶和糖类送到细胞各处,也将水分、营养物质和氧气在细胞内外转运。细胞质里有好多“ 小工厂”,它们一刻不停地制造糖类、脂类、蛋白质和能量,以维持自己的功能,也给细胞核提供营养。细胞核在细胞中的地位相当于人的大脑,每个细胞中都有你全套的基因组,正是它们给细胞传达指令,告诉它什么时候该分裂,什么时候该生长,并且监督它们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现在,你的心脏定州有代孕公司吗:永生的海拉平稳跳动,你的大脑正飞速思考书页上的文字,这都和细胞的正常功能有关。

  德夫勒老师继续在教室前边走来走去。他说,正是因为细胞会分裂(细胞学上专业的名词叫“有丝分裂"),胚胎才能长成婴儿,伤口才有新的细胞来填充,失去的血液也可以快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是多么美妙,他说,整个过程好像一出设计精巧的舞蹈表演。

  他语气一转,不过,细胞分裂过程中哪怕出现一点小失误,就可能使细胞生长失去控制。有时仅仅一个酶失控,或者一个蛋白在错误的时间被活化,都会引起癌症。因为有丝分裂一旦停不下来,细胞就会长得到处都是。

  “我们之所以能了解到这些知识,多亏了人工培养的癌细胞。”他露出微笑,接着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名字:海瑞塔.拉克斯。

  他告诉我们,海瑞塔于1951年死于恶性宫颈癌。但是在她死前,一位外科医生从她体内取下一些样本并培养起来。要知道,科学家已经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千方百计在体外培养人的细胞,全都以失败告终。海瑞塔的细胞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不仅如此,这些细胞旺盛生长,每24小时增殖一倍,还能无穷无尽地分裂下去。第一株可以在实验室中永生的细胞系就这样诞生了。

  “如今,海瑞塔的细胞在体外存活的年头已经远远超过了在自己主人体内生存的时间。”德夫勒老师说,你随便走进世界上任何一间做细胞培养的实验室,拉开冰柜,肯定能看到装着海瑞塔细胞的小管子,里边至少有几百万甚至几十亿个细胞。

  人们不光借助这些细胞研究致癌基因和抗癌基因,还利用它们开发了治疗疱疹、白血病、流感、血友病和帕金森症的药物。另外,广泛的基础研究也都要用到海瑞塔的细胞,如乳糖的消化、性传染病、阑尾炎、人类长寿的秘密、在下水道里工作对细胞的影响,甚至还有蚊子的交配。科学家对这些细胞的染色体和蛋白研究得,入木三分,对它们的每一.点诡异秉性了如指掌。如今海瑞塔的细胞已经和豚鼠和小鼠一样,成为实验室的主力实验材料之一。

  “海拉细胞是百年来最重要的医学发现之一。”德夫勒老师说道。

  接着,他像突然想起什么,补充说:“ 海瑞塔是个黑人。”说着三两下把黑板上的名字擦掉,呼的吹去手上的粉笔末。下课。 ,

  其他学生纷纷离开教室,我却坐在原地,脑子里定州有代孕公司吗:永生的海拉禁不住想:故事就这么完了?我们就只知道这些?真相一定比这复杂。

  191;在人工培养的条件下,如果持续提供营养,癌细胞就可以不停地分裂,因此被称为“永生的细胞”。一个典型例子是1951年在人工培养条件下开始不断分生至今的一个细胞系(它们的名字叫海拉细胞,因为最初是从一个名叫海瑞塔·拉克斯的女性的癌变组织上取下的)。

  227: 所有文章都提到,科学家对海瑞塔的孩子们开展了一些研究,但这家人似乎对他们研究的内容并不知情。他们说科学家是在测试自己是不是患了海:瑞塔当年所患的癌症,可记者却说,科学家们研究海瑞塔家人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海瑞塔的细胞。文章引用了海瑞塔的儿子劳伦斯(Lawrence )的话,他说他想知道,妈妈的细胞永远不死,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能长生不老。家里只有一个人从始至终保持沉默,那就是海瑞塔的女儿黛博拉。

  研究生期间,我转而学习写作。我越来越觉得将来一定得写写海瑞塔的故事。有一次我甚至打电话到巴尔的摩,要查海瑞塔的丈夫戴维.拉克斯(David Lacks)的电话,可惜他没有在记录里留下号码。我暗暗地想,我要为这种细胞和这个女人一一位女儿、妻子和母亲一写 一部传记。

  这在当时无法想象,但那个电话就是这段漫长旅程的开始。十年间,我穿梭于实验室、医院和精神病院,见过诺贝尔奖得主、杂货店店员、罪犯,还有行骗高手。这里边有细胞培养的历史,还有围绕利用人体组织做科研所产生的一系列争论,我想尽量真实地将它们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被人怀疑图谋不轨,有时候冒着挨打的危险,更常常碰壁,有一次发现别人甚至对我驱魔。最后,我终于见到了黛博拉,她是我见过的最坚强和最有韧性的女人。后来,我们的交情日渐深厚,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彼此生活的一部分。

  黛博拉和我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我是个来自美国西北部的白人和不可知论者,父母分别是纽约的犹太人和中西部的新教徒;而黛博拉是个黑人,生长于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美国南部。我对宗教话题唯恐避之不及;可是黛博拉一家却总是在祷告,相信祈祷能够治病,有时甚至使用巫术。她在美国最穷最危险的黑人区长大;而我则生活在安全平静的中产阶级白人城市,我所在的高中一共只有两名黑人。我的职业是科学记者,在我的眼里,任何所谓超自然现象都属于迷信;黛博拉却坚信,海瑞塔的灵魂就活在每个海拉细胞里,不管谁接触了这些细胞,都会受到她灵魂的控制,包括我。

  ‘所有人都说不出她的真名,只有你的老师知道,你怎么解释这件事?”黛博拉问我,“ 她这就是在吸引你的注意。”这种说法可以用来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比如: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结婚了,她会说是海瑞塔的灵魂看我工作太累了,想找个人来照顾我;后来我又离婚了,这是因为我的前夫妨碍了这本书的进展;一位编辑建议我把书里提到拉克斯一家人的内容全删掉,后来他就在一-起神秘的事故中受伤了,黛博拉说,都怪他把海瑞塔给惹火了。

  拉克斯一家的出现对我从前坚信的一切提出了挑战——信仰定州有代孕公司吗:永生的海拉、 科学、新闻行业和种族。这本书就是这些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它不仅仅是关于海拉细胞和海瑞塔. 拉克斯这个人的,也记录了海瑞塔整个家族,尤其是黛博拉的故事,它记录了这些人如何用一生的时间来接受海拉细胞的存在,以及这些细胞永生的科学原理。

  483:几天之后,琼斯医生从病理实验室拿到她活体组织检查的结果:“宫颈鳞状细胞癌,I期。”

  癌症最初都是由于一个细胞出现问题,癌症的分类便是依据这个异常细胞的种类而定。几乎所有宫颈癌都属于恶性鳞状细胞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一个上皮细胞的生长失去节制,蔓延整个宫颈表面。当海瑞塔出现在霍普金斯医院,向医生诉说自己异常的出血状况时,全世界正在如火如荼地争论宫颈癌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巧的是,琼斯医生和他实验室的老板理查德.韦斯利.特林德(RichardWesley TeLinde)刚好参与其中。

  特林德是美国最权威的宫颈癌专家之一,他那时56岁,衣冠楚楚,举止优雅,只是十几年前一次滑冰摔跛了腿,霍普金斯的人们都叫他迪克叔叔(Uncle Dick)。 他是世界上率先用雌激素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人,也是子宫内膜异位研究领域的先驱。他还写了妇科临床学最著名的- -本教科书,著成60年已先后再版十次,至今仍被医学院广泛使用。特林德的医术享誉世界,有一次摩洛哥王妃病,了,国王还执意要求只有特林德才能为爱妻医治。海瑞塔是1951年来到医院的,在此之前,特林德已经独创出一套宫颈癌理论,如果这套理论是正确的,就能拯救数以百万计妇女的性命。可在当时,大多数人对他的理论并不买账。

  宫颈鳞状细胞癌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浸润性的,就是说癌细胞已经穿透了宫颈表面;而没有穿透的就是非浸润性的。非浸润性宫颈癌有时候被称为“糖衣鳞状细胞癌”,因为这种癌细胞会贴着宫颈表面均匀蔓延成薄薄一层,它专业的名字是“子宫颈原位癌”,意思是发生在原位的癌变。(自语:怎么忽然对这些医学知识那么感兴趣?这本书让我读到太多原来不知道的知识,特别这些医学知识,却让我兴趣盎然,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么多知识点,如果全部接受,哪有这么多精力和时间,要不都蜻蜓点水,什么都知道那么一点点,什么又都不专业,这一直是我的通病。)

  497: 1951年,领域内的绝大多数医生都认为宫颈浸润性鳞状细胞癌是致命的,而原位癌则不会威胁生命。因此他们治疗两种癌症也采取不同的对策,如果是浸润性的,就用威力特别大的方式,而遇到原位癌则不怎么担心,因为他们觉得原位癌反正也不会扩散。特林德的看法大相径庭,他认为原位鳞状细胞癌是浸润性细胞癌的早期形式,如果置之不理,早晚会变成恶性的。因此他治疗原位癌的时候也一概使用极端手段,比如切除宫颈和大段的阴道,甚至摘除子宫。他的理由是,用这种方法治疗可以显著降低宫颈癌的死亡率,不过批评者大有人在,他们指责特林德的做法过于极端,也没有必要。

  1941年,希腊科学家乔治.帕帕尼古劳(George Papanicolaou) 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详细讲解了他发明的一种检测方法,如今人称帕氏涂片法(Pap smear)。直到此时,对宫颈原位癌的检测才成为可能。具体操作是这样的:首先用一根弯曲的玻璃管从子宫颈刮取--点细胞,然后放到显微镜下检测,看是否存在癌前病变。早在几年前,特林德等人就曾描述过这些病变。帕氏涂片法的发明是医学界一个极大的进步,因为癌前病变细胞只能通过显微镜才能观察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癌前病变没有任何明显症状,而且既摸不出来,裸眼也看不到。一旦人体出现症状就已经晚了,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借助帕氏涂片法,医生能及早发现癌前病变细胞,这时候只要切除子宫,宫颈癌就几乎可以完全避免。

  那时每年有15000名妇女死于宫颈癌。帕氏涂片技术的应用有可能让死亡率降低70%以上,只是仍然有两个难点需要攻克。第一,包括海瑞塔在内的许多妇女根本不会去医院做测试。第二,即使她们做了,绝大多数医生也不知道不同时期的癌细胞在显微镜下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对观察到的细胞下诊断。有些医生看到宫颈感染就以为是癌,结果病人本来只需要点抗生素,却被摘除了整个生殖道;还有的医生错把恶性癌变当成感染,给病人开点抗生素就让她们回家了,过不多久这些病人还是会回到医院,到那时她们的癌症已经扩散,再也无法可医。最后,即使对癌前病变做出了正确诊断,很多医生也未必知道该如何去治疗。

  为了尽量减少他称之为“子宫误切除”的事故,特林德详细记录了不该诊断为宫颈癌的情况,并且呼吁医生做摘除手术前一定要做活检,来验证涂片结果。除此之外,他还希望能向世人证明,即使是子宮颈原位癌也该采取彻底而极端的治疗手段,从而消除隐患。

  就在海瑞塔去医院做第一次检查前不久,特林德刚刚参加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会_上他向一些病理学家陈述了他的观点,结果被他们轰下了台。于是他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设计了一项研究来证明他们都是错的:他和同事计划重新查看过去十年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所有宫颈浸润癌病人的医疗记录和活检结果,他们要看看这些人的恶性癌变究竟有多少始于原位细胞癌。

  那个年代的医生往往直接用福利病房的病人做实验,经常根本不知会他们,特林德也不例外。很多科学家认为,反正福利医院的病人看病都不用交钱,拿他们来做实验就是公平的,好歹也可以算是抵了医疗费嘛。正如霍华德.琼斯医生所写的那样:“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要接纳大量贫困的黑人患者,这让医生获得了大量临床实验对象。”

  在所有研究两种癌变关系的实验中,特林德的这项研究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琼斯和特林德发现,在早期做过活检的宫颈浸润癌患者中,62%的患者早期活检结果显示为原位细胞癌。特林德并不满足于这项结果,他想,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在实验室里分别培养正常宫颈组织和两种癌变组织,他就能同时比较三种细胞了,以前还从没有人这么干过。如果他能证明原位和浸润性细胞癌组织的细胞在实验室里表现相似,他就能让所有争论尘埃落定,让世人明白他才是对的,而那些忽视他意见的医生,就是置病人生死于不顾。抱着这个念头,他一个电话打给了约翰.霍普金斯组织培养研究组的负责人乔治. 盖伊(George Gey)。

  盖伊和他的夫人玛格丽特一直 致力于体外培养恶性肿瘤细胞,已经整整努力了30年,他们希望找到癌症的原因,从而找到治疗方法。但是大多数细胞都很快死去了,剩下那些没死的也是奄奄一息,基本完全不分裂。夫妻俩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第一种永不死亡的人类细胞,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细胞可以不停地分裂,源源不断地更新,这样这种细胞就相当于永生了。这种想法并非天方夜谭,八年前,也就是194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曾经用小鼠细胞证明不死的细胞是存在的。盖伊夫妇的目标就是找到不死的人类细胞,用什么样的组织都无所谓,只要取自人体。

  只要是能搞到的细胞,盖伊都拿来尝试,他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贪婪的秃鹫,以人的样本为食”。因此,当特林德提出要给他提供宫颈癌组织让他培养,盖伊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从此以后,特林德从霍普金斯所有宫颈癌患者身上收集样品,其中当然包括海瑞塔。

  1951年2月5日,琼斯医生从实验室拿回海瑞塔的活检结果,就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结果是恶性的。海瑞塔没有把这个结果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向她问起。她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生活,这正是她做事的风格——如果自己能解决,就绝不牵连其他人来一起烦恼 。

  549: 在医院的第二天晚上,护士早早让她吃了晚饭,使她第二天早上能空腹。因为一早医生就要来给她麻醉,为她进行第一次治疗。海瑞塔的癌症是浸润性的,那个年代全美国的医院都是用镭来治疗浸润性宫颈癌的。镭是一种放射性白色金属,发着幽幽的蓝光。

  这种金属是在19世纪末被发现的,那时报纸铺天盖地全是对它的吹捧,说它能“替代汽油、电,或许还能攻克一切疾病”。钟表匠在颜料里加入镭,让表针荧荧发光;医生拿这种金属的细粉治病,从晕船到中耳炎不一而足。可实际上,镭会把细胞都杀死,什么细胞也顶不住,那些为了治疗小毛病而吞下镭的病人,过一阵都纷纷没命了。镭还能诱发突变,细胞突变就有可能转变成癌,如果用量大,甚至能把病人的皮肤给烧下来。不过,镭也确实能杀死癌细胞。(自语:这段不仅仅有医学知识,也有科学知识,过去读居里夫人传记就知道那些接触过镭的科学家很多都死于癌症,但又不知道镭又是如何使人得癌症,这段刚好解答了我曾经的疑惑,这也是读不同类型的书,可以解答曾经的许多疑惑,这也是大量读书的重要性,不过现在越来越感觉时间的紧迫性,看来这也是要我们读好书的重要性,已经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读那些没有价值的书籍,像那些文青写得那些无病呻吟的书,那些喊着口号走进新时代的书,对像今天所读的书,就有点爱不释手,非常喜欢!无论是医学,科学,法律,伦理道德,社会责任,方方面面的领域都让我略有了解。)

  556: 20世纪初,霍普金斯医院一位名叫霍华德. 凯利( Howard Kelly)的医生拜访了法国的居里夫妇,他们正是镭的发现者,他们还发现镭能杀死癌细胞。自打那以后,霍普金斯医院就开始用镭治疗宫颈癌。凯利医生不知道接触镭的危险,他把这种金属揣在口袋里就带回了美国,后来还跑到世界各地去收集。20世纪40年代前,包括霍华德.琼斯在内的医生们开展了多项研究,证明在治疗浸润性宫颈癌方面,镭比手术更安全,也更有效。

  为海瑞塔进行第一次治疗的那个早上,一个出租车司机从镇子另一端的诊所取来一只口袋, 里边装了几只盛有镭的试管。试管分别插在巴尔的摩本地妇女缝制的帆布袋内侧的小口袋里。这种小袋有个特殊的名字,叫“ 布拉克板”(Brack plaques),是以发明它的医生来命名的,这位医生就在霍普金斯医院工作,这次刚好由他来监督海瑞塔的治疗。他后来死于癌症,很有可能是经常接触镭的后果。还有一位住院医生经常和凯利一起四处搜集镭,也把镭直接放在衣服口袋里运来运去,他最后也没能逃脱癌症的魔爪。

  572:手术完成,护士把海瑞塔推回病房。沃顿在她的手术报告中写道:“病人状态平稳地接受了治疗,离开手术室时状况良好。”接着又在另一页注明:“海瑞塔·拉克斯的……子宫颈组织切片……交予乔治·盖伊医生。”

  一位住院医生照常把样本送到盖伊的实验室。盖伊每次拿到样本都特别兴奋,这次也不例外,但在实验室其他人眼里,海瑞塔的样本也没什么特殊的。这么多年了,这些科学家和实验员尝试了无数样本,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次估计也没什么新意,海瑞塔的细胞,肯定会和其他细胞一样,难逃死亡的命运。(自语:让医生们没有想到的是海瑞塔的细胞的生命力如此顽强,正是因为它的顽强才有了这本书,才有这个故事,才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伦理道德,法律,让会引起这么多人的重视,如果科学和商业机构挂钩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让人重新思考伦理道德价值观,重新思考法律,重新思考科学和商业的关系,我感觉社会的进步,就是在质疑的基础上,没有质疑,没有争论,社会和人都不会进步。)

  796:

  我像在历史课做口头报告的乖学生一样,给他讲了塔斯基吉(Tuskegee) 梅毒研究的例子: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在塔斯基吉研究所工作的美国公共卫生局研究人员决定研究梅毒从感染开始如何致人死亡。他们招募了上百名患有梅毒的美国黑人男性,观察他们慢慢地、痛苦地死去,后来医学界明明已经确定青霉素可以治愈梅毒,实验仍然没有停止。没有一个受试者提出质疑。他们没钱,也没受过教育。研究者又给他们开出了诱人的报偿,包括免费体检、白吃白喝、车接进城,他们死后家人还能得到50美金的丧葬费。之所以选择黑人来进行这项研究,是因为研究者们像当时的许多白人一样,都认为黑人是被“梅毒严重侵染的种族"。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塔斯基吉研究才为民众所知,但几百名受试者已经为研究失去了生命。消息如天花一般在黑人群体中迅速传开:原来医生- 直在拿我们黑人做实验,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们,对我们的死袖手旁观。到后来甚至谣言四起,说医生实际上为了研究给黑人注射了梅毒。

  “ 还有别的吗?”帕蒂略嘟囔着。

  我告诉他我听说过所谓的“密西西比阑尾切除事件”,是医生对贫穷的黑人女性实施不必要的子宫切除术,从而阻止黑人生育,并给年轻医生练手的机会。除此之外,我还知道镰状细胞贫血症缺乏研究经费,因为得这种病的几乎全是黑人。

  1013: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乔治·盖伊曾经来医院探望过海瑞塔,更从未给她解释过她细胞的命运。我同一些可能知情的人谈过话,他们都说据他们所知二人从未谋面,只有劳里·奥瑞利安(Laure Aurelian)例外。她是盖伊在霍普金斯的同事,一位微生物学家。

  “我永远忘不了,”奥瑞利安说,“乔治跟我说过,他凑在海瑞塔床边对她说:‘你的细胞会让你得到永生。’他告诉海瑞塔,她的细胞将拯救无数人的生命。海瑞塔笑了,说很高兴自己的痛苦能给别人带来幸福。”

  1342:1951年底,世界上出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小儿麻痹疫情。学校纷纷停课,家长们极度恐慌,全民迫切期待疫苗的出现。1952年2月,匹兹堡大学的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宣布,他已经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小儿麻痹疫苗,可现在仍然无法给孩子们施用,因为必须先进行大规模的实验,证明疫苗安全有效。可实验的前提是,他必须能得到大量的体外培养细胞,而这是史无前例的。

  1433:

  直到后来发生了三件事,标准化才水到渠成:,第一,塔斯基吉研究所开始大批量制造海拉细胞;第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哈利.伊格尔(Harry Eagle)用海拉细胞研发了第一种标准培养基,不仅可以批量生产,而且运到后即可使用;最后,盖伊等人用海拉细胞对实验器材进行了测试,试出哪种玻璃器皿和试管塞对细胞最无害。

  直到这时,万事俱备,全世界科研人员终于可以用到相同的细胞、相同的培养基和同样的设备,而且所有这些都可以方便地买到,直接寄送到实验室来。很快,这些人又用上了第一种克隆的人细胞,多年来的梦想终于实现。

  今天,当我们听到“克隆”(clone) 这个词,一下就能想起著名的绵羊多莉(Dolly), 我们想象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一只动物的DNA把整个动物复制出来。但其实“ 克隆”这个词并不新,在我们有能力复制出完整的动物之前,海拉细胞已经被无数次地复制,这个过程也叫克隆。

  想要理解细胞克隆为什么这么重要,你必须先记住两点。第一,海拉细胞不是从海瑞塔的一个细胞长出来的,记得吗,科学家是用海瑞塔的一片癌变组织培养出的海拉细胞系,那片组织里有无数细胞。第二,即便是同一片样品,其中细胞和细胞间的表现有时候也会非常不同,有的长得快,有的能复制更多脊髓灰质炎病毒,有的也许对某些抗生素具有耐受性。科学家希望得到的是真正的细胞克隆,也就是从同一个细胞繁衍来的细胞,这样才有可能保证特性的单一性,然后才谈得上保留这些特征。后来,科罗拉多的一些科学家做到了!于是世界上有了上百种甚至上千种海拉细胞的克隆。

  1446: 早期利用海拉细胞所发展的细胞培养和克隆技术,是日后很多依赖单细胞培养技术的重要进展的基础,比如分离干细胞、克隆完整生物体和体外受精等。另外,在多数研究中,海拉细胞都被当作模式人类细胞,因此在后来兴起的人类遗传学中起到很大作用。

  过去,科学家一直以为人的细胞里有48条染色体,每条染色体是一条DNA长链,集合起来就携带了人的全部遗传信息。但染色体全都抱成一团,根本没法数清楚。1953年,得克萨斯一位遗传学家做实验的过程中出了个小失误,不小心把错误的液体加进了海拉细胞和其他一些细胞里。谁知歪打正着,细胞里的染色体全都膨胀铺散开了,这是科学家第一次亲眼看 到清晰可辨的人染色体。经过这个“失误”和后面几个发现,西班牙和瑞典科学家终于得出结论,人的细胞里实际上只有46条染色体。

  知道了人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有多少染色体,那么当出现异常,比如染色体发生增加或缺失,科学家们就能做出判断,这是遗传筛查的前提。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很快便找出好多种染色体异常疾病,比如唐氏综合征患者是第21对染色体多出一条,克氏综合征(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症)患者的性染色体多了一条,特纳综合征(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症)患者缺失部分或整条X染色体。

  新的进展反过来增加了对海拉细胞的需求。不久,塔斯基吉细胞分配中心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了。微生物联合公司的老板塞缪尔,里德(Samuel Reader)是军人出身,对科学一窍不通,好在他有个眼光敏锐的合伙人,这人叫门罗.文森:特(Monroe Vincent),也是科研人员,知道细胞的潜在市场。其实,要用海拉细胞的科研工作者不计其数,但其中很少有人愿意花大把时间培养细胞,他们通常也不具备这个能力,只希望能买现成的。因此,里德和文森特联手,以海拉细胞为起点,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工业化细胞营销中心。

  1841:

  索瑟姆给每个犯人做了多次注射,和之前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不同,这些人靠自身免疫力战胜了癌细胞,而且注射次数越多,他们的身体做出反应就越快,就好像产生了免疫力。索瑟姆公开了他的结果,媒体疯狂地大肆宣传,称此项研究有可能带来抗癌疫苗的大突破。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索瑟姆继续用海拉细胞和其他活性癌细胞做人体实验,他前后给600多人进行了注射,其中一半是癌症患者。此外,每个来斯隆一凯特林纪念医院和詹姆斯.尤因医院(JamesEwing Hospital)做妇科手术的病人都逃不过他的手掌。即使做解释,他也就是简单地说是在做癌症测试。而且他真就是这么想的:由于癌症患者排斥这些细胞的速度比健康人慢,索瑟姆认为只要记录排斥发生的时间,他就能发现尚未诊断出的癌症。

  针对这项研究,索瑟姆在后来的听证会上反复申明:“当然,这些细胞是不是癌细胞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不论什么外来细胞,给人体注射后自然会产生排异反应。使用癌细胞只有一一个坏处,那就是公众对‘ 癌’这个词具有很大的恐惧与无知。”

  索瑟姆表示,正因为考虑到这种“ 恐惧与无知”,他才没有告知病人给他们注射的是癌细胞,因为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照他的话说:“把这,个可怕的词和临床实验联系起来,会对病人造成伤害,因为病人可能觉得(有可能对,也可能不对) 自己要么得了癌症,要么已经无药可救....这种医学上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可能给病人情绪造成很大的影响,隐瞒这种细节.....是负责任而且符合医学传统的。”

  1854:

  然而,索瑟姆不是这些病人的医生,他隐瞒的也不是病人的病情。欺骗病人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一要 是病人知道医生给自己注射的是什么,很可能拒绝参与实验。1963年7月 5日索瑟姆同布鲁克林犹太人慢性病医院的医学系主任伊曼纽尔.曼德尔( Emanuel Mandel)签订协议,要用其医院病人做实验。要不是这次合作导致事情败露,索瑟姆的实验还指不定会继续多少年。

  索瑟姆打算让曼德尔手下的医生给22位病人注射癌细胞。曼德尔把计划告诉手下,并禁止他们向病人透露注射的是什么,三位年轻的犹太医生拒绝遵命,说他们不会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这种实验。这三位医生都知道纳粹在犹太犯人身上做的实验,也都听说过纽伦堡审判。

  16年前,也就是1947年8月20日,美国主持的纽伦堡国际战争法庭对七名纳粹医生进行宣判,判处他们绞刑。罪名是:在未经参与人同意的情况下用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比如把兄弟姐妹缝合成连体婴,为研究器官功能进行活体解剖,等等。

  法庭立下十条道德准则来约束全世界的人体实验,也就是日后我们所知的《纽伦堡公约》(Nuremberg Code)。公约第一句便是:受试者必须在未受胁迫下自愿同意。这个概念是前所未有的。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中并没有病人知情同意这一项。而且,虽然美国医学学会早在1910年就制定了保护实验动物的条例,但在纽伦堡公约之前竟然没有任何相关法律保护人的利益。

  尽管如此,《纽伦堡公约》毕竟只是“公约",同后来出现的许多公约一样,它们并不是法律,最多只能算是建议。医学院里未必教,包括索瑟姆在内的许多科研人员号称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些听说过《纽伦堡公约》的人,很多以为它是“纳粹公约”,是为野蛮人和独裁者制定的公约,和有良的美国医生没关系。

  索瑟姆给病人注射海拉细胞的时间是1954年,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的研究监管机构。其实20世纪初就有政治家尝试把监管条例写入州法和联邦法,但每次都遭到医生和科研人员的抗议。因此,以“阻碍科学进展”为由,这类提案一次次遭到否决。然而在其他国家,早在1891年就有规范人体实验的条款,讽刺的是,在这些国家中,就有德国的前身普鲁士。

  唯一能在美国强制推行科研伦理的办法就是通过民事法庭。律师在法庭上可以用《纽伦堡公约》来评判科学家是否符合职业道德。但想把科学家推. 上法庭并非易事,得有钱、有办法,并且需要知道自己被用于科研实验了。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一份民事裁决中。原告是一个名叫马丁.萨尔戈(Martin Salgo) 的病人。医生给;他施行麻醉,他以为医生要给他做的是一项常规手术,谁知道当自己从麻醉中醒来,竟发现腰部以下已完全瘫痪。医生从没告诉他整个操作过程的风险。法官裁定医生败诉:“医生如果隐瞒必要信息,致使病人无法对即将进行的医疗做出理性判断,那他就没有履行对病人应尽的职责,是有过错的。”他还写道:“医生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这是知情同意的基础。”

  “知情同意”强调了医生必须把相关信息告知病人,但是对类似于索瑟姆的研究却没有任何约束,因为索瑟姆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他的病人。得再

  过几十年,人们才开始质疑,像海瑞塔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有“知情同意”的问题,这次医生是从海瑞塔体内取组织,然后在体外进行实验。

  但是对那三位拒不配合索瑟姆的医生来说,未经病人同意便往他们体内注射癌细胞,是绝对违背人权的,也违反了《纽伦堡公约》。曼德尔却不是这么看的。他要一-名住院医生代替这三个人给病人注射。1963年8月27日,三名医生集体辞职,辞职信中给出的理由是“违背伦理的科学研究”。他们把信交给曼德尔和至少一名记者。曼德尔收到信,立即把三位医生中的一位叫来,指责他们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背景而过分敏感。

  医院董事会成员中有个名叫威廉,海曼(William Hyman)的律师,他并不认为三位医生是过于敏感。得知他们辞职后,他要求查看参与研究的病人的资料。可要求遭到拒绝。另- -方面,就在三位医生辞职后几天,《纽约时报》恰好刊登了一篇小报道,标题为《瑞典惩罚癌症专家》,故事主人公是个名叫贝蒂尔.比约克隆德(BertilBjorklund)的癌症研究人员。他利用海拉细胞做疫苗,然后给自己和病人做静脉注射。他的细胞全是从盖伊实验室弄来的,数量庞大,以至于大家都开玩笑说与其拿细胞来注射,还不如把细胞灌到游泳池甚至湖里,然后让人在里面游泳,从而获得免疫。由于用海拉细胞进行注射,比约克隆德被实验室开除。海曼希望索瑟姆也能有同样的下场,因此于1963年12月将一纸诉状递 到法院,要求获取该项研究的记录。

  海曼把索瑟姆的研究同纳粹研究作比,并从三位辞职医生那里获得供词,他们用“违背法理,违背伦理,可悲可叹”来形容索瑟姆的做法。海曼也从另一位医生那里取得供词,这位医生说:即使索瑟姆问了,病人也不可能给予知情同意,因为其中 一位患有帕金森症,不能说话,另外两位只会说意第绪语,还有一个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和抑郁症。无论如何,海曼写道:“ 他们告诉我没必要签署同意书....那些犹太病人根本不可能同意注射活的癌细胞。”

  这件事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医院说诉讼充满“误导和错误”, 可报章杂志还是刊出头条新闻:

  被注射癌细胞,病人不知情.....医学专家谴责注射癌细胞违背伦理

  报道说《纽伦堡公约》在美国一贯遭到无视,目前全国还没有保护科研对象的相关法律。《科学》杂志将此事件称为“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关于医学伦理的最激烈的公共争论”,并表示“目前形势对每个人都不容乐观”。该杂志一名记者质问索瑟姆:如果注射诚如你说的那么安全,你为何没有给自己注射?

  “我跟你直说,”索瑟姆回答,“ 现在有经验的癌症研究者屈指可数,即使只有一丁点危险,拿自己做实验也不是明智之举。”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射了癌细胞的病人看到报道,纷纷联系记者。纽约州检察长路易斯. 莱夫科维茨(LouisLefkowitz)也从媒体报道得知此事,随即展开调查。之后,他写了一份五页的报告,其中慷慨陈词,指控索瑟姆和曼德尔有欺骗行为、违背职业道德,并要求纽约州立大学评议委员会撤销二人的医疗执照。莱夫科维茨写道:“ 任何人都有权决定别人能对自己的身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绝不能剥夺这种权利。病人有权知道...针筒里究竟装了什么。如果知情导致恐惧和焦虑,他们有权表达出恐慌的情绪并拒绝接受注射。

  然而,不少医生站出来,在评议委员会和媒体面前为索瑟姆辩护,说医学界开展此类研究已经有几十年了。他们表示没有必要对科研对象交代所有信息,索瑟姆的做法符合科研领域的职业道德。索瑟姆的律师也辩称:“如果整个领域都是这么做的,那怎么能将索瑟姆的做法称为‘违背职业道德 ’?”

  这件事在评议委员会激起不小的波澜。1965年6月10日,委员会的医疗纠纷委员会裁定索瑟姆和曼德尔“在行医过程中存在欺骗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并建议吊销二人的行医执照一年。 委员会写道:“从整个事件过程的记录可明显看出,某些医生认为他们可以对病人为所欲为....病人同意只是可有可无的形式。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委员会在评议中也号召针对临床研究制定更加具体的规范,他们表示:“委员会相信此类规范相当于严肃的警告,以约束科研行为,使其不违反基本的人权和豁免权。”

  后来对索瑟姆和曼德尔的处理是,吊销执照暂缓执行,给予-年察看期。然而,这件事似乎对索瑟姆的学术地位没有丝毫影响,察看期一结束,索瑟姆就当选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主席。不过,事件终究在人体实验监管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评议委员会宣判之前,媒体对索瑟姆的负面评价就引起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注意。该机构一直为索瑟姆的研究提供经费,可它早就规定,所有研究人员进行人体实验前必须征得他们同意。索瑟姆事件出现后,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其资助的52个研究机构进行了审查,发现只有9个有保护实验对象权利的规定,只有16个会给病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结论是:“ 对于有病人参与的实验研究,研究人员的判断不足以作为评判该实验是否符合医学伦理的基础。

  此次调查后,国立卫生研究院规定:所有涉及人体的研究必须经过审核委员会评议,判断它们是否符合研究院的伦理准则,其中必须包括受试者签署内容详尽的知情同意书。审核通过才给予经费。而审核委员会应是一个独立的小组,由不同种族、阶级和背景的专家和社会人士共同组成。

  科学家纷纷表示医疗研究前途堪忧。其中一位甚至给《科学》杂志主编写信说:“ 明显无害的人体癌症研究都遭到了制.....1966年将为所有医学进展画上句号。”

  同年晚些时候,哈佛大学的麻醉学家亨利.比彻(Henry Beecher)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份调查,结果显示,索瑟姆并不孤单,像他一样的反伦理研究足有上百个。比彻把其中最恶劣的22个公之于众,比如,有人曾给儿童注射肝炎病毒,还有人给麻醉中的病人吸二氧化碳,导致病人中毒。索瑟姆的研究名列第17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科学家多虑了。伦理规范的出台并没有阻碍科研的进展。事实上,研究反而突飞猛进,而且其中的很多都要感谢海拉细胞。

  1946:乔治.海厄特(George Hyatt)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海军军医,他就亲眼见到过这种现象。他培养人的皮肤细胞,想用来给严重烧伤的士兵进行治疗。首先他找来一名年轻军官做志愿者,在他胳膊上划出一个创口,然后把培养出的皮肤细胞抹上,想看看细胞会不会自己长成一层新的皮肤。要是这种方法管用,那将来医生就能在战场上给受伤的士兵移植皮肤细胞。细胞确实长起来了,然而,几个星期后,当海厄特对新的细胞进行活检,却发现它们都是癌细胞。他吓坏了,赶紧清除军官胳膊上的细胞,从此再没做过类似尝试。

  关于培养细胞的第二个新发现是,不管什么细胞,不管它们之前的新陈代谢有多大区别,一旦癌变,就变得极为相像,不仅分裂方式相同,还合成完全一样的蛋白质和酶。著名细胞培养学权威刘易斯.科里尔(Lewis Coriell)认为他可能找到了原因。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说或许“ 转化”细胞并没有都变成癌细胞,而是被某种病毒或细菌感染,所以看起来才那么一致。他还提出一种其他人从没想到的假说,他写道:所有转化细胞看起来都和海拉细胞一样,所以海拉细胞很可能就是污染源。

  他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科里尔和另外几个组织培养权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他们领域的现状,生怕自己的研究会带来一场人类灾难。他们开发的细胞培养技术已经炉火纯青,甚至得到大大地简化,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现在“业余人士也可以做点细胞培养”。

  那些年,科学家用自己、家人和病人的组织样本,轻松培养出各式各样的细胞,有前列腺癌细胞、阑尾细胞、包皮细胞,甚至角膜细胞一-简单得惊人。科研人员用这个培养细胞库做出了许多划时代的发现,包括吸烟导致肺癌,X射线和某些化学物币怎样把下常细胞诱导成癌细胞,

  还有为什么癌细胞不会像正常细胞那样有限生长。用包括海拉细胞在内的多种细胞,国家癌症研究所对三万多种化学物质和植物提取物进行了筛查,其中的一些就发展成今日最普遍和最有效的化疗药物,包括长春新碱和紫杉醇。

  虽然人人知道细胞研究的重要性,但许多科学家似乎对自己的细胞漫不经心,几乎没人仔细记录:细胞的来源,很多细胞没贴标签,即使有,很多还是错的。有的科学家做的研究并不需要使用特定种类的细胞,比如看辐射对DNA的损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知道细胞种类,对结果恐怕也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多数实验都必须使用特定的细胞,如果细胞被污染或者种类不明,结果很可能就会毫无价值。总之,与会专家纷纷表示,严谨是科研的前提,科研人员必须明确他们用的细胞种类,而且必须随时注意细胞是否遭到污染。

  2241:“她的细胞长得和全世界一样大,把地球都盖满了,”说着,他伸出手臂,在空气中划出一个星球,眼里泛起泪花,“不可思议……它们一直不停地长,把其他的都给比下去了。”

  2250:“科学家现在甚至能在实验室培养出角膜,”我边说边从书包里取出一页剪报递给他,说细胞培养技术因为海拉细胞得到了大大的发展,现在科学家能从一个人的角膜上取样培养,然后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角膜上,让他重见光明。

  2258:“真是奇迹。”桑尼说,“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儿,不过前一阵克林顿总统说小儿麻痹疫苗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妈妈的细胞也和这件事有关。”(小儿麻痹疫苗在第十三章有讲)

  2314:约翰.霍普金斯其人出生于马里兰州一个烟草种植园,后来他父亲把自己的黑人奴隶全释放了,那时距美国正式解放黑奴还有60年。霍普金斯靠经营银行和杂货店成了百万富翁,还销售自创的威士忌,可他终身未娶,也没有孩子。1873年,即将辞世的他捐出700万美元建立医学院和慈善医院。他亲自选了12个人组成理事会,并写信给他们,列举自己的遗愿,规定霍普金斯医院要救助那些没钱接受治疗的人:

  这座城市及周边的贫困疾苦的人们,不论性别、年龄、肤色,凡是需要手术或治疗,只要入院不伤及他人,就必须给予免费治疗;这座城市及这个州的穷人,不论种族,不管因为什么样的意外而受伤,医院必须给予免费治疗。

  他特意指出,只有对能轻松支付医疗费的病人才能收费,并且这些收入必须用于治疗那些没钱就诊的人。除此以外,他还另外留下价值200万美元的土地,和每年2万美元的现金,来帮助黑人儿童:

  你们有责任为有色人种的孤儿提供适当的住所、生活费,并提供适当的教育。我要求你们必须为300~400名有色人种孤儿提供上述便利。你们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和自己的判断自行决定是否接纳单亲甚至父母健在但可能需要救助的有色人种孩子。

  写下这封信后不久,霍普金斯就离开了人世。理事会成员基本上都是朋友和家人,他们在霍普金斯死后组建了美国数一数二的医学院,而同时建起的医院也确实坚持覆行霍普金斯的遗愿,即每年为穷人免费提供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医疗服务,这些获益者里,大部分都是黑人。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救治黑人患者的医疗史.上也不是毫无污点。1969年一位霍普金斯研究人员从该地区7000多名儿童身.上取血,寻找所谓犯罪行为的“ 遗传倾向”。这些儿童多数来自穷苦的黑人家庭,而且多数没有知情同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提出诉讼,状告该研究侵犯了被试验孩子的人权,而且研究者还将结果透露给州法院和少年法庭,这一点违背了医生对病人的保密义务。研究被叫停,然而几个月后又重新启动,因为他们“ 弥补了错误”,开始使用知情同意书。

  .上世纪90年代,两名妇女又把霍普金斯医院告上法庭,说医院研究人员故意把她们的孩子暴露在含铅的环境中,而且在测知孩子血液中铅含量明显上升甚至导致一名孩子铅中毒之后,也没有及时告知她们。该实验其实是一项研究的一部分,研究的目的是测试除铅方法的功效,参与研究的全是黑人家庭。研究人员先对一些房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理,然后叫房东把房子租给有孩子的家庭,好让他们对孩子体内的铅含量进行跟踪监测。刚开始这个案子竟然遭到驳回,后来两位妇女继续上诉,法官将这项研究同索瑟姆的海拉细胞注射实验、塔斯基吉研究和纳粹研究作比,最终双方庭外和解。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启动调查,最终认定研究所使用的知情同意书对房子接受的不同程度的除铅处理“缺乏详尽描述”。

  可今天每当人们说起霍普金斯医院同黑人的关系,人们总是拿海瑞塔.拉克斯作为反面典型。在他们眼中,一帮白人医生瓜分利用了这位黑人妇女的身体。

  2388:1971年12月,琼斯和同事在《产科与妇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他们向盖伊致敬的文章,文中指出当年的病理学家“误读”并“误标”了海瑞塔的癌症。她的癌症是浸润性的,但不是最初诊断的“鳞状上皮细胞癌”。文章说海瑞塔的癌症是“极度恶性的子宫颈腺癌”,也就是说,癌细胞来自腺体组织,而不是上皮组织。

  在当时,这样的误诊并不稀奇。琼斯医生对海瑞塔的癌变组织做切片是在1951年,同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报告,指出两种癌症非常容易混淆,也确实经常遭到混淆。

  霍华德.琼斯和其他我采访过的妇科肿瘤学家都说,哪怕当年诊断对了,海瑞塔还是会得到同样的治疗。到1951年为止,至少12项研究都报道说子宫颈腺癌和鳞状上皮细胞癌对放射性疗法的反应并无二致,因此不管得了哪种癌症都会使用放疗。

  虽然诊断结果并不能影响治疗方式,却能解释为什么海瑞塔的癌症扩散得如此迅速,让医生都措手不及。这是因为子宫颈腺癌往往比上皮细胞癌发病更猛(其实她的梅毒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梅毒能抑制自身免疫系统,让癌症扩散得更快)。

  尽管发现了这个瑕疵,琼斯和同事仍然写道,新的诊断结果“在乔治 .盖伊天才的一生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人们总说,科学发现是有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他们说,盖伊恰恰就是这么一个人。海拉细胞就是这一切巧合的结果。“如果让海拉细胞在最适宜的培养环境自由生长,那它们此时早就占据整个星球了。活组织切片结果...让病人海瑞塔.拉克斯借助‘海拉’获得了20年的额外生命。如果未来的人们继续培养,她会不会永远活下去?即使只看到今天,算上海瑞塔和海拉双重身份,她也已经活了51年了。”

  2507:实际上,苏珊对给海瑞塔的子女测癌症只字未提。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 癌症检测”这回事,即使有,麦库西克的实验室也不可能做,因为他压根儿就不是研究癌症的。麦库西克是著名的遗传学家,世界上第一个人类遗传学系就是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的,他记录了上百个基因,其中几个还是麦库西克亲自从阿米什(Amish) 人群中发现的。他把这些基因的相关信息,包括和这些基因有关的科研成果都收集在一起,建成“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这个数据库成了该领域的圣经,如今已有将近2000个条目,而且数目还在增加。

  麦库西克和苏珊计划用拉克斯家庭成员的细胞开展体细胞杂交实验,从而测试他们细胞中几个不同的遗传标记,包括一种特殊蛋白一人白细胞抗原(HL .A)的基因。他们希望通过测试海瑞塔的孩子,推测海瑞塔的HLA标记,之后就能用这些标记确定她的细胞。

  那时候,苏珊刚从中国来到美国,英语不是她的母语。据苏珊回忆,1973年 她打电话给戴时说:“我们想抽点血,从里面提取HLA抗原,我们要做一些遗传 标记分析,因为根据海瑞塔的孩子和丈夫的情况,我们能对海瑞塔的基因型做出很多推测。”

  我问她戴明不明白这话的意思,苏珊说:“从电话里听,他们似乎挺理解的。他们很聪明。我觉得拉克斯先生应该已经知道他妻子做出了很多贡献,而且我觉得他很清楚海拉细胞的价值。他们可能听别人说过海拉细胞有多重要。那时这细胞可是谈论的焦点。拉克斯家的人都很好,他们特别慷慨,允许我们抽血。”

  2528:我拿相同的问题问苏珊,她也给了我否定的答案:“我们从没让他们签过什么同意书,因为只是抽血,而不是拿来做医学研究,你知道,至少不是那种长期医学研究。我们就想收集几管血,利用里面的细胞检测几个遗传标记,和人体研究委员会什么的没有关系。”

  尽管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少见,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确实明文规定,凡是它资助的项目,只要用到人类受试者,必须签署知情同意书,而且必须经过霍普金斯审核小组的批准。麦库西克的研究当然也在规定范围之内。此项规定从1966年索瑟姆审判之后就开始实施,1971年又得到了补充,加入了知情同意书的详细定义。苏珊给戴打电话那会儿,规定即将被写入法律。

  麦库西克对拉克斯家人展开研究的时候,正好是科研监管政策波动起伏的时期。仅仅一年前,塔斯基吉和其他几个不道德的研究被曝光,之后,美国健康、教育及福利部启动一项调查,想看看联邦政府对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的监管是不是得力,结果让人沮丧。一份政府报告说,当今“风险评估标准非常混乱”,有些研究人员甚至“拒绝配合监管”,“还有的科研管理者对相关规定漠然视之”。健康、教育及福利部中止了塔斯基吉研究,随后拟:了一份新的《人类受试者保护规范》内容之一便是强调知情同意书必不可少。1973年10月,健康、教育及福利部在《联邦公报》刊出公告,征集大家对草案的意见。这时距离苏珊打电话给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戴挂下苏珊的电话,立刻拨给劳伦斯、桑尼和黛博拉,叫他们第二天都过来:“ 霍普金斯的医生要来给你们查血,看你们身上有没有你们妈妈的癌症。”

  2569: 黛博拉可不一样。她每时每刻都在担心,怕自己患上癌症,而且她深信科学家曾经对母亲做过可怕的事,没准现在还在做。她以前就听说霍普金斯医院抓黑人做实验,还在《黑玉》杂志上看到过塔斯基吉研究的报道,报道暗示医生可能为了做实验给黑人注射梅毒螺旋体。“在美国的医疗史上,以前就有医生给不知情的病人注射致病物质的先例,文章解释道,“八年前,纽约癌症专家索瑟姆医生曾经给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注射活性癌细胞。”

  黛博拉心里开始犯嘀咕,没准苏珊和麦库西克根本不是给他们检查癌症,而是把要了母亲命的血也注射给他们。于是她开始问戴关于母亲的事,比如妈妈是怎么得病的,死了之后是什么状况,医生;们到底对她干了什么。戴的答复似乎印证了她的疑心。戴说,本来一点也看不出海瑞塔有病,他把海瑞塔带到霍普金斯,医生就开始给她治疗,把她的上腹部搞得像炭那么黑,之后她就死了。萨蒂和其他亲戚也是这种说法。可当黛博拉问到癌症的细节,竟然没有人知道海瑞塔得的到底是什么癌,至于她的什么部位还活着,大家更是一无所知。

  因此,当麦库西克的助手打来电话,叫她去霍普金斯医院抽血,她二话没说就去了,心里盘算着或许能让助手解答这些问题。她以为霍普金斯医院要给她检查癌症,实际上血是被另- -位加州科学家拿走做海拉细胞研究。黛博拉也不知道麦库西克的助手为什么单单只叫她,她猜也许妈妈的病不影响儿子,只传女儿。

  1974年6月26日,黛博拉走进麦库西克的办公室抽血。仅仅四天后,新的联邦法案生效,其中规定所有联邦资助的研究都必须经过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批准,而且必须使用知情同意书。这份法案的草案一个月前就被刊登在《联邦公报》上,里面明确说明“ 适用于所有参与有风险实验的受试者”,“包括可能造成生理、心理或社会性伤害的实验”。然而,究竟什么才构成“风险”和“伤害”,仍然存在争议。很多研究人员上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申诉说取血液和组织样本不应在法案规定范围之内。毕竟验血诊断病情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而且除了扎针的时候有点疼之外,也不会给病人造成什么风险。然而健康、教育和福利部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不仅如此,后来他们还进一步对法案进行说明,明确强调抽血和取组织样本也在规定之内。

  麦库西克研究拉克斯家人的时候,遗传学研究正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对病人承受的风险也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科学家可以用血液甚至单细胞做基因检测,这就意味着抽血的风险将不再只是轻微感染和针头扎一下这么简单,别人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取你的遗传信息,这就变成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了。

  黛博拉同麦库西克只有一面之交,就是她去霍普金斯医院抽血那次。麦库西克同她握手,告诉她海瑞塔对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黛博拉有一肚子的问题:妈妈到底为什么生病?人都死了怎么会有一部分还活着?海瑞塔到底为科学做了什么?还有,麦库西克多次给自己抽血,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和妈妈- -样,也要死了?

  麦库西克没有解释为什么反复给黛博拉抽血。他只告诉黛博拉,海瑞塔的细胞帮科学家开发出小儿麻痹疫苗,还让他们做了很多遗传学研究;另外,她的细胞在早期太空计划中上了天,还参与了原子弹试验。黛博拉听说过这些事,她总想象妈妈在月亮上或者被炸弹炸飞,觉得特别可怕。她琢磨,科学家拿妈妈的一部分做各种各样的实验,那这部分是不是对发生的一切有所感知呢?

  2598:顺便说一句,医学遗传学家用细胞代替人体开展研究,于是得以充分借助形态学、生物化学和其他细胞生物学资源。而这些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对一个细胞系的研究,这个著名的细胞系就来自插图中的病人——海瑞塔 .拉克斯。

  书中写满了深奥的句子,比如海瑞塔细胞的“组织生物学特性非常不典型,这同癌变区域种种反常的恶性特征可能相关”,还提到“肿瘤特异性,之间的相关性”。

  平时,黛博拉看杂志都要花很长时间,因为她有很多字不认得,总要查字典。现在她坐在医院抱着麦库西克的书,却一-点也读不下去,她满脑子都是妈妈这张照片,自己以前从没见过。“她是怎么,跑到这本书里来的?”她想,“ 麦库西克怎么拿到这张照片的?”戴说自己从没把海瑞塔的照片给过麦库西克或任何一位医生;黛博拉的兄弟也说没有。戴觉得,唯一的可能是霍华德.琼斯医生或许管海瑞塔要过照片,好放在病历里。可是后来人们发表这张照片,却从没征求过他们家的意见。

  麦库西克是在2008年去世的。在那之前几年,我曾找到麦库西克,那时他已经79岁高龄,仍然坚持做实验、培养年轻科学家。他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找到海瑞塔的照片的,据他推断,应该是海瑞塔的家人给霍华德.琼斯或其他霍普金斯的医生的。他还记得自己关于拉克斯家人的研究,不过对会见黛博拉和给她书的事儿没有半点印象,不仅如此,他还说自己从没和拉克斯家的人有过直接接触,每次都是叫苏珊去联系的。

  我又找到苏珊.许,她现在担任美国红十字会医学遗传学主任。苏珊说,同麦库西克工作的经历是她事业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我觉得非常自豪,”她说,“我可能会把当时发表的文章印出来给我孩子看,告诉他们这些工作有多重要。”我告诉她拉克斯家的人一直以为当年她是给他们检查癌症,而且对科学家不经他们许可滥用海瑞塔的细胞极为不满,苏珊听了非常震惊。

  2779:话说回来,穆尔却不能卖自己的Mo细胞,因为戈尔德已经抢先申请了专利。于是,1984年,穆尔一纸诉状控告戈尔德和他所在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欺骗病人,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用病人身体进行研究;他还对自己的身体组织主张“产权”,因此戈尔德的行为属于偷窃。这件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穆尔成为第一个对自己的组织主张产权并针对利益损害提出诉讼的人。

  案子是约瑟夫.韦普纳(Joseph Wapner)法官接手的。这个法官很有名,是电视节目《人民法庭》(The People's Court)中的法官。穆尔本来预期没人会真的重视这个案子,谁知全世界的科学家惊慌失措。想想看,要是包括血细胞在内的人体组织样本都成了病人财产,那科研人员取样就必须事先征求许可并进行所有权让渡,否则便都成了“偷窃”。媒体接二连三地刊出律师和科学家的声音,说如果这次穆尔胜诉,“科研领域会一片大乱”,如同“为大学的医生和科学家敲响丧钟”。报道称,穆尔的申诉“ 对以科研为目的的生物组织共享造成威胁”,而且,病人会为了争取更多利益而阻碍科学进步,哪怕他们的细胞不可能像穆尔的一样价值百万,这种前景将非常令人担忧。

  可实际上,科学已经受到阻碍了:科研人员、大学和生物技术公司为细胞系的所有权争得你死我活,告上法庭的例子有的是,而其中只有两例提到了细胞的主人。1976年那次的主角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人类胚胎细胞。伦纳德. 海弗利克是细胞最初的培养者,他的观点是:任何培养细胞的合法产权都该归多方所有,包括确立细胞系的科学家、研究出资方,以及细胞“捐赠者”。他表示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否则细胞就不可能存在,更别说卖细胞盈利。最后案子庭外和解,因此没能成为判例,细胞所有权被诉讼参与者瓜分,只有细胞捐赠者被排除在外不久之后的另一个案子也有差不多的结局,一位年轻科学家带着他在美国培养出的细胞系飞回祖国日本,声称细胞理应归自己所有,因为最初是从妈妈身上取得的。

  可直到穆尔的案子被媒体高度曝光,公众才意识到细胞系关乎巨大的经济利益,全国上下的媒体都刊出消息:

  细胞所有权引发棘手争端.....

  谁是病人细胞的合法拥有者? ....

  谁允许你卖我的脾脏?

  科学家、律师、伦理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更是围绕这个问题争辩不休:有人呼吁立法禁止医生获取病人细胞,并禁止医生未经病人同意将细胞商业化,或对病人隐瞒潜在的商业利益;还有人持完全相反的意见,说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一场噩梦,将带来医学的末日。

  最终法官驳回了穆尔的请求,认为诉讼不成立。讽刺的是,他对Mo细胞系做出裁决,凭借的竟然是海拉细胞的“先例”。他指出,没人对海拉细胞的培养和所有权提出过诉讼,这就证明病人并不在意医生取细胞并进行商业化。法官认为穆尔的反对是个案,而事实上,穆尔只不过是第- -个意识到这种做法应该反对的人。

  穆尔不服,提出上诉。1988年,加州.上诉法院对他做出有利判决,依据的是1978年通过的《医学实验人体受试者保护条例》《条例》规定人体实验必须尊重“ 受试者对自己身体该被如何处置的决定权”。法官写道:“对自身组织遭到何种处理,病人应有最终决定权。否则,势必让人以医学进步为由,极大侵害个人隐私和个人尊严。”

  然而戈尔德继续上诉,而且还赢了。媒体口径也随着判决的改变翻来覆去,一会儿是:

  法院判决细胞为病人所......一会儿又变成:

  法院支持医生有权使用病人的组织

  最后,加州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终于让细胞所有权之争尘埃落定:在经过将近七年的努力后,穆尔还是败诉了。判决是这样的:一旦组织从身体取出,无论病人是否同意,其对组织的所有权随之消失。一旦把组织留在医生办公室或实验室,即代表病人把它们视为废物并主动遗弃,任何人都可以获取和销售。既然穆尔抛弃了自己的细胞,这些细胞就不再是穆尔身体的产物。此时它们就“转变”成一种发明,即戈尔德的“人类才能”和“创造性努力”的产物。

  穆尔没有得到一分钱利润,不过法官确实认同他提出的两点指控:第一是 戈尔德从未向穆尔透露细胞的商业价值,因此违反了知情同意原则;第二,他利用自己的医生身份,辜负了病人的信任,违反了诚信原则。法庭表示,尽管没有相关法规的约束,科研人员理应坦诚交代病人组织的潜在商业利益。法庭还指出现今的组织研究缺乏规范,同时缺乏对病人的保护,呼吁议会寻求解决办法。可它同时表示,如果判决穆尔胜诉,便会“使研究者失去进行重大医疗研究的经济动力”,如果给予病人对自身组织的所有权,可能“干扰科研人员获取必要实验原材料,从而对科研造成阻碍”,最终让“每个拿到细胞样本的”研究人员都“面临打官司的风险'。

  科学家为自己的胜利得意洋洋,甚至沾沾自喜。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院长告诉记者,只要科研工作者公开样本的商业价值,病人就不该反对医生使用自己的组织。他说:“否则,你也可以忍着发作的阑尾炎坐在那儿和医生讨价还价。”

  尽管媒体已经极为广泛地报道穆尔的案子,拉克斯一家仍然对此一无所知。当全国上下都在为人体组织的所有权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拉克斯家的兄弟们只顾四处宣传约翰·霍普金斯偷了他们妈妈的细胞,欠他们上百万美元。黛博拉也忙着收集妈妈细胞的报道,并四处散发,她逢人便说:“我只想让你们看看报纸上写了什么!告诉所有人!把消息传出去。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妈妈。”

  2883:无论如何,医生把病人的病历交给记者是很罕见的做法。尊重病人隐私已经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共识:几乎每个医学院学生都要宣誓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里面提到医生必须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不然病人就不会把个人信息毫无保留地告诉医生,这势必影响诊断。《纽伦堡公约》和《美国医学协会伦理条例》也明确表示医生必须对病人信息进行保密。不过所有这些条例都不是法律。

  2920:每个年代,海拉细胞研究都有其标志性事件,HPV病毒同宫颈癌的联系只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成就中的一例。后来,艾滋病开始蔓延,一群科学家尝试用病毒侵染海拉细胞,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 Axel)也在他们之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通常只感染血细胞,阿克塞尔把血细胞DNA片段插入海拉细胞DNA里,病毒错把海拉细胞当血细胞,也去感染。这么一来,科学家就知道HIV感染细胞的先决条件,向了解病毒和最终制服它迈出了关键一步。

  2936:与此同时,另外两个科学家却发展出另一-种理论,比里夫金的说法听起来更像科幻小说。他们说,海拉细胞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类细胞了。

  细胞在一代代培养的过程中会产生变化,就像它们在人体内会变化一样。 由于它们被暴露在化学物质、光照等不同环境中,其中很多条件都可能造成DNA的变化。细胞产生了这些变化,再通过细胞分裂把这些变化传给下一代;不仅如此,细胞分裂本身就可以算是一种随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产生新的改变。像人一样,细胞也会演化。

  海瑞塔的细胞在培养过程中就经历了这些变化,然后把变化传给子细胞。如此便造就出一批新的海拉细胞:尽管都是由同一种细胞衍生而来,然而彼此不同,接下来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也不同。

  1950年代,玛丽在盖伊实验室培养起海拉细胞;到1990年代初期,当初海瑞塔宫颈的一小块样本已经生长成数以吨计各种各样的细胞。尽管我们把它们一概称作海拉细胞,实际上彼此之间、同最初的海拉细胞之间,还是略有不同。正因如此,芝加哥大学演化生物学家利.范,瓦伦(LeighVan Valen)写道:“我们严肃提出,所谓的‘海拉细胞’已经变成另一个物种。”

  范.瓦伦后来解释这个想法说:“海拉细胞同人类是分别演化的,这正是- -个单独物种的定义。”遗憾的是,“海拉”(Hela)作为一个物种的名字已经被- -种螃蟹抢先占去了,所以科学家们建议,可以把它称为“海拉加特勒”,Helacyton gartleri,“Hela”自然代表海拉细胞,后面的“cyton”在希腊语中是细胞的意思,种加词“gartleri”则是为了纪念斯坦利.加特勒博士,此人于25年前扔出一颗“海拉炸弹”,轰动了学术圈。

  2961:海弗利克的结果刚开始并不为人所接受。很多年来其他科学家一直对他的理论提出质疑和反驳,不过最终转为认可,他的论文也成为该领域被引用最广的文献之一。科学家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期望用正常细胞取代肿瘤细胞培养出不死的细胞系,从没成功过。他们以为问题出在技术上。现在终于恍然大悟:答案很简单,正常细胞被预先编程了,寿命就只有这么长。只有被病毒感染,或者发生基因突变,细胞才可能转化出永生不死的潜能。

  通过研究海拉细胞,科学家知道癌细胞可以无限分裂,很多年来他们一直猜想,癌症之所以发生,是不是细胞在达到海弗利克上限的时候,让细胞死亡的机制出现了问题。后来他们发现,原来每条染色体末端有一段特 殊的DNA,被称为端粒,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缩短一小段,好像计时器一样。正常细胞生长过程中,每次分裂都伴随端粒的缩短,直到几乎完全消失。这时细胞就该停止分裂走向死亡了。这个过程同人的衰老是一致的,因为随着年龄增加,细胞在有生之年可分裂的次数也随之减少。

  上世纪90年代初,耶鲁大学一名科学家用海拉细胞做研究,发现人的癌细胞里有一种端粒酶,这种酶可以把端粒重新加上去,让端粒再生。这相当于不断地把染色体末端的计时器往前拨,于是细胞就永远不会经历衰老和死亡。海拉细胞之所以会侵占其他细胞的领地并取代他们,只是由于海拉细胞比其他细胞活得更久、长得更快而已。

  3400:黛博拉和我如此相处了一年。每次拜访,我都和她一起在巴尔的摩港口漫步、乘船,一起阅读科学书籍,谈论她妈妈的细胞。我们带达文和阿尔弗雷德去马里兰科学中心参观,那里有一面六米高的墙,顶天立地地挂着一张绿色荧光的细胞显微照片。达文拉着我的手,把我拽到墙跟前喊道:“丽贝卡小姐!丽贝卡小姐!这是曾外祖母海瑞塔吗?”旁边参观的人全将目光投向我们,我说:“事实上,没准还真是。”达文听了,跳得像一匹小马,高声唱道:“海瑞塔奶奶出名了!海瑞塔奶奶出名了!”

  3987:“有的事你必须学会放下,”加里说,“你越坚持,结果就越糟。一旦放手,这些负担自然就跑到其他地方了。《圣经》说上帝能承担一切。”

  4053:科学家却说,海瑞塔的细胞之所以不死,都是因为端粒,还有HPV和她DNA的相互作用。对黛博拉和她家人(当然还有世界上很多人)来说,《圣经》上的答案当然比科学家提供的答案更加实在。上帝选海瑞塔做天使,她死后重生的形态就是不死的海拉细胞。这显然比黛博拉几年前从维克多·麦库西克的遗传书上读到的东西更好理解,那本书里用临床术语大谈海拉细胞“非典型的组织生物学特性”和“反常的恶性特征”,还提到“肿瘤特异性”,称海拉细胞“为形态学、生物化学等领域提供了信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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